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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報》理論版發表我校李可亭教授署名文章

編輯:宣傳部信息員1 | 時間:2020-11-23 | 瀏覽次數:

11月21日,《河南日報》理論版發表我校李可亭教授文章:挖掘殷商文化的精神內涵和時代價值

原文鏈接:http://newpaper.dahe.cn/hnrb/html/2020-11/21/content_457494.htm

挖掘殷商文化的精神內涵和時代價值

□李可亭

《河南日報》“理論”2020年11月21日

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興盛于安陽。”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殷商歷史文化基本史實、學術研究成果的認同和高度概括。商丘是殷商文化的發源地,殷商文化博大精深,有著豐富的精神內涵,在今天仍發揮著重要的治國理政和育人功能。我們要深入挖掘殷商文化的精神內涵,讓它煥發新的時代價值。

商湯“選于眾,舉伊尹”的做法是“選賢與能”用人原則的代表。商湯是孔子稱道的君王楷模,與堯、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并提。《論語》記載,孔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來,放在邪惡的人之上,即選用賢人,罷黜小人。子夏說:“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商湯有了天下,在眾人中挑選,把伊尹提拔起來,用為右相,壞人也就難以存在了。事實證明,伊尹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賢相,他用“以鼎調羹,調和五味”的理論幫助商湯治理天下,積極整頓吏治,推動經濟繁榮、政治清明。商湯舉伊尹是“選賢與能”的表現,與《禮記》所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的理想是一致的。儒家設計的這個社會理想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也是我們今天追求的和諧社會的寫照。

殷商文化中的“仁德”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來源。仁德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殷商始祖帝嚳是一個仁愛之君,他繼承和完善了顓頊的歷法,發展農業生產,教化萬民。微子是宋國的開國之君,他面對商紂王的暴政,與箕子、比干向紂王進諫,用自己的舉動對仁德文化作出了詮釋。宋襄公是堅守仁德文化的典范,他有多次仁義之舉,最著名的就是與楚國“泓水之戰”中的做法。他不進攻沒有排好戰陣的敵人,不擒獲年齡大的敵人,體現了宋國重誠信、重仁德的傳統。殷商仁德文化啟發和影響了孔孟等儒家學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孟子繼承之,發展為“仁政”。“仁”和“仁政”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統治者在推行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政策時,遵循的就是“仁政”的主張。孔孟提出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道德信條,成為中國歷史上許多民族英雄的精神力量。

商湯的“日新”思想引領后人的創新發展理念。創新是一個民族發展的靈魂。《大學》記載,商湯有個“盤”(洗臉盆),上面鑄有九個銘文:“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果能夠一天新,就應保持天天新,新了還要更新。“日新”的本義是指洗去臉上的污垢,使之煥然一新,引申義則是指精神上的棄舊圖新。商湯把“日新”九字鑄在洗臉盆上,當作座右銘,每天洗臉時提醒自己,要“日新”,要進步,并且通過自己的“日新”達到“新民”,讓老百姓也煥然一新。《大學》開篇講的“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也是這個意思。仔細分析,這不僅是天天洗臉的好習慣問題,還是精神上的洗禮、品德上的修煉、思想上的改造,是一種革新的姿態,它驅動人們棄舊圖新,成為人們創新前進的精神動力。商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革命者,他通過暴力手段推翻了夏朝的統治,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政權。商朝是一個善于創新的王朝,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殷商的先王相土、王亥分別發明了用馬駕車和馴服牛,駕著牛車進行商業貿易,創造發明了畜牧業和商業。

商湯“網開三面”的做法是后世生態理念和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先導。《呂氏春秋》記載商湯“網開三面”,使更多的鳥獸得以逃生。他的這一布德施惠的做法贏得了40多個部落的信任,紛紛加盟商部落,商部落迅速強大起來。于是商湯率領大軍,先滅掉鄰居葛伯國,然后滅掉夏朝,建立商朝。商湯“網開三面”,說明商湯不僅對商人施以仁愛,而且將這種仁德惠及禽獸、自然,這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商湯的仁德思想啟發了孔子。孔子說,君子釣魚而不用網捕魚,因為用網捕魚會造成竭澤而漁的結果;君子不射殺歸宿的鳥,因為射死歸宿的鳥,等待喂養的小鳥也會餓死。商湯的做法和孔子的話將對人類的道德關懷推及到自然萬物,反映了在取用自然資源時常懷珍惜愛護之心的生態觀念和可持續發展理念。

殷商文化中的“有作為、敢擔當”精神是“民本”思想的體現。商湯是一個有作為、敢擔當的開國之君,《呂氏春秋》記載,商湯在“桑林祈雨”時說,天下大旱,五年沒下雨,是他一個人的罪過,請求上天不要連累老百姓。于是剪掉自己的頭發,縛住自己的手,以自己的身體作祭品,祈福于上帝。老百姓非常高興,雨傾盆而下。歷史上治民之道的基本思想是敬天愛民,而愛民必須為民擔當。商宋文化一脈相承。《左傳》有一段“桓公罪己”的記載,說宋桓公有擔當,“有恤民之心”,又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大禹和商湯怪罪自己,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夏桀和商紂怪罪他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中國歷史的“周期率”,任何朝代的政權都會經歷興衰治亂,往復循環呈現出周期性現象。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與毛澤東談到“周期率”問題,提出共產黨要執政中國,怎么做才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人們常用“殷鑒不遠”來警醒自己,殷商的興亡史是歷史的一面鏡子。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關于歷史周期率的對話,指出這番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作者系商丘師范學院人文學院院長、二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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